1983年的上海文艺圈聚会上，28岁的汪嘉伟穿着一套略显宽松的运动服走进来，他的身姿笔直，如同一棵初春的白杨，刚毅而充满生机。那时的他刚刚从排球国家队退役，膝盖上还缠着厚厚的护具，走路带着一丝小心翼翼，但挡不住眼底那种锐利的光芒——正是球场上空中飞人扣杀时才会有的锋芒。邓星坐在角落里，手里握着汽水，目光不自觉地被这个男人吸引，他走来的每一步都似乎带着风，手中攥着刚买的《海外赤子》电影票存根。谁能料到，这一次偶然的相遇，会让她毅然放弃秦怡姑姑为她铺好的光鲜演艺路，跟随这个男人漂洋过海，踏上未知的人生旅程。
婚后第三年的东京冬天，邓星踩着厚厚的积雪，穿着单薄的外套去便利店打工。怀孕七个月的肚子把围裙撑得鼓鼓的，收银机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，她一边数着硬币，一边盘算今晚是买打折的鱼，还是给汪嘉伟买双新的袜子。那时汪嘉伟在体育大学攻读研究生，晚上还要兼职俱乐部教练，夫妻俩挤在六叠的出租屋里，墙上贴满了儿子汪崎的B超照片。有一次，邓星发高烧，汪嘉伟背着她走了整整三站地去医院，雪粒子打在他的脸上像小刀割过，寒风刺骨，他却边走边讲排球战术，喃喃地说着将来要带中国男排拿世界冠军。那一刻，她感受到的不只是爱情，还有坚定的信念和生活的重量。1997年，北京体育馆的灯光亮得如同白昼，汪嘉伟站在领奖台上，双手捧起亚锦赛冠军奖杯。台下，记者的闪光灯如潮水般涌动，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那张早已微微弯曲的国际长途电话卡——三个月没给东京的家里打过电话。训练馆里，战术板上密密麻麻贴着球员的数据，办公室的沙发早已成了临时床铺。邓星寄来的信堆满了抽屉，拆开的一封里，还夹着儿子画的全家福——小人儿的脑袋比排球还大，稚拙而可爱。有人后来回忆，那晚的庆功宴上，汪嘉伟喝得微醺，抱着奖杯低声自语：要是星星在就好了。他的眼神里透着一种深沉的思念，比任何言语都真切。2001年的春天，东京的樱花如雨般飘落，邓星在树下签下离婚协议。汪嘉伟带来的上海特产被放在玄关，包装上的上海两个字被细雨浸湿，微微晕开。儿子汪崎抱着她的腿，眼里满是疑惑和不舍：爸爸还会教我打排球吗？她蹲下来，轻轻整理孩子的衣领，远处秦怡姑姑的越洋电话铃声正清脆响起。后来，当汪嘉伟在上海的公司上市时，有人看见他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照片：年轻的夫妻俩在长崎的海边，邓星穿着碎花裙，汪嘉伟高举排球，浪花溅起，像撒了一地的碎钻，岁月在光影里悄悄凝固，定格了他们曾经的幸福与梦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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